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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5年1月10日民国奇人杨度出生 |
历史上的今天
栏目:重大事件
发布时间:2021-02-10 21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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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5年1月1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:
摘要:1875年1月10日(农历1874年12月3日),预言“毛泽东能得天下”奇人杨度出生。
一个人,从清朝到民国,拿过秀才,参与过公车上书;光绪举人,中了榜眼,当过满清四品官;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兴是好友又有《无耻黄兴》;怂恿袁世凯称帝,有《国贼孙文》又赞同孙中山共和;是杜月笙的师爷,入过佛门和国民党;最后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信奉过君主立宪、三民主义,最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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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5年1月10日(农历1874年12月3日),预言“毛泽东能得天下”奇人杨度出生。
一个人,从清朝到民国,拿过秀才,参与过公车上书;光绪举人,中了榜眼,当过满清四品官;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兴是好友又有《无耻黄兴》;怂恿袁世凯称帝,有《国贼孙文》又赞同孙中山共和;是杜月笙的师爷,入过佛门和国民党;最后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信奉过君主立宪、三民主义,最后又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。
如此一个复杂又传奇的人物,就是——杨度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。
民国奇人杨度出生
杨度(1875年1月10日-1932年9月17日),原名承瓒,字皙子;后改名度,别号虎公、虎禅,又号虎禅师、虎头陀、释虎。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。他拿过秀才,参与过公车上书,当过满清四品。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黄兴是好友,跟汪精卫、蔡锷、齐白石是同学,怂恿袁世凯称帝,赞同孙中山共和,营救过李大钊,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,是杜月笙的师爷,入过佛门和国民党,最终由潘汉年介绍,周恩来批准,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杨度祖先世代务农,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,任哨长,正四品都司衔。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,父子同在一营。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,杨瑞生死里逃生,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。杨度十岁丧父,过继给了伯父。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考取秀才。次年(1893年),顺天府乡试举人;二十年、二十一年,甲午科、乙未科会试均落第。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,他亦附和,并认识了梁启超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。
1895年,杨度21岁时,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。
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,博通经史,尤其精通帝王之学。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,大有“功高震主、天下归心”之势,王闿运曾历数古代帝王诛杀功臣的故事,劝其当机立断,反戈一击,取清朝之天下。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一言不发,以茶水作笔墨,在书案上连连写下“妄、妄”。
杨度在王门学了三年,门还有夏寿田、八指头陀、杨锐、刘光第、刘揆一、齐白石等。不过他他醉心于王氏帝王之术,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终其一生,他都在寻找自己命中的“真龙天子”,立志要去辅佐帝王成就旷世大业。这也是他坚持君主立宪的一个原因。
1902年,杨度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反对,自费留学日本。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,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,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,促成孙黄合作。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,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,他拒绝参加,愿各行其是,他表示:“吾主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斯在今日,勿相妨也。”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。
1903年,杨度被保荐参加清廷“经济特科”的进士考试,初取一等第二名,不料有人向慈禧进言,称杨度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,结果不光丢了官位,还被除名通缉,只好跑到日本去了。
1905年,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、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。说来可笑,杨度从未去过欧美,可是他捉刀代笔,写出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,他也因此被袁世凯、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。杨度“精通宪法,才堪大用”,成为清政府关于“立宪”的权威人士,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。杨度也找到了他一直寻找要辅佐的“帝王”——袁世凯。
1908年,袁世凯被清政府免职回籍,当时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,其中就有杨度,杨度还奔走于北京与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之间,为袁世凯出谋划策。杨度甚至认为,袁世凯就是可以助他实现政治理想的“天赐之人”。
袁世凯登基时的杨度
袁世凯出山之后斡旋南北议和,杨度利用他在日本留学、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身份,帮助袁世凯分化南方革命党阵营,最终促成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。袁世凯也对杨度十分敬佩,曾命人送匾额一块,上书“旷代逸才”四个大字,真是极其场面了。
他为袁世凯称帝鼓吹。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,并亲自赐匾题字,称他为“旷代逸才”。洪宪帝制一出台,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,在家乡被骂为汉奸,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“下贱无耻、蠕蠕而动的嬖人”。次年6月,袁世凯卒,临死前大呼“杨度误我!”。
杨度写下挽袁联:
共和误民国,民国误共和;百世而后,再平是狱。
君宪负明公,明公负君宪;九泉之下,三复斯言。
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
黎元洪继任总统,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,他列第一名。袁世凯死后,杨度心灰意冷,踲入空门,在天津、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,在出世、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、反省过去。以“虎禅师”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。
民国六年(1917年)张勋复辟,邀请杨度入京参加,被他拒绝,他通电张、康“所可痛者,神圣之君宪主义,经此牺牲,永无再见之日。度伤心绝望,更无救国之方。从此披发入山,不愿再闻世事。”他宣布披发入山,学佛参禅。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,提出“无我主义”的“新佛教论”。民国七年被特赦返京。
君主立宪失败后,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。十一年(1922年),陈炯明叛乱,他受孙中山委托,作为中山特使,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(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),制止吴佩孚援陈,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。孙说:“杨度可人,能履行政治家诺言”(指东京时言)。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。孙中山特电告全党,称杨度“此次来归,志坚金石,幸勿以往见疑”。曾有传言称他北伐期间见到毛泽东后曾预言,得天下者,此人也。
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,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。十六年(1927年)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、成舍我。十七年(1928年),寓居上海,佯以卖字画为生,为杜月笙门下“清客”,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。 加入中国互济会,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。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《杜氏家祠记》。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:“予初闻杜君名,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,意气甚盛;及与之交,则谦抑山下,恂恂如儒者,不矜其善,不伐其能。人向往之,其德量使然也”。
杨度于十八年(1929年)秋,在白色恐怖之时,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,由潘汉年介绍,伍豪(周恩来)批准,秘密入党,与周单线联系。周离开上海后,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。曾有人讥讽他投机,他驳道:“方今白色恐怖,云何投机?”
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,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。1975年冬,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,在重新修订《辞海》时,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。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:“他晚年参加了党,是我领导的,直到他死。”
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
杨度人脉
延伸阅读:杨度其人与所撰挽联
尔悲逝父,我哭亡兄,家世有同仇,愧未荷戈平寇盗;
心念亡人,眼看后辈,衰颓余一老,可怜挥泪说身家。
——杨度代叔父杨凤梧撰挽伯父杨瑞生
平生恩义,未忍追思,从兹落落一身,怅望出门谁念我;
国事栖皇,曾何所补,徒使悠悠千载,羁迟游子恨终天。
——杨度挽伯父杨瑞生
史料记载,杨度祖先世代务农,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,任哨长,正四品都司衔。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,父子同在一营。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,杨瑞生死里逃生。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,驻归德镇、朝阳镇等地。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(次子、三子早夭),在家务农,兼作吹鼓手,杨度是其长子,另有弟杨钧(字重子),妹杨庄(字叔姬)。杨度十岁丧父,过继给伯父。杨钧善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印,杨庄亦工诗文。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。16岁改名为度,字皙子。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,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。1907年秋,杨瑞生病逝于湘潭,杨度回籍奔丧,以老少两代的口吻,撰写了上面两联。
杨瑞生与人称“北洋三杰”之一的王士珍还有一段故事(另二人为冯国璋、段祺瑞)。王士珍是直隶正定县人,本名不叫王士珍,而王士珍却另有其人。有一年,武毅军总兵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,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开了一张保单送去,其中有自己手下的一位守备王士珍在内,但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别处。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,为人精细小心,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。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,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。而那位真的王士珍后来跟随杨总兵解职回乡,就在老上司家中挑水煮饭做长工,默默无闻以终。
还有那个小杨度七岁的兄弟杨均(1881——1940),字重子,号白心,他与其兄长的人生选择却是截然相反。这兄弟俩人是同时受业于王闿运,又共赴日本留学的,可他们一个热衷功名,汲汲事业;另一个却淡泊悠闲,物我两忘。民国初年,杨均筑小屋于长沙东门外五里牌,题其室曰白心草堂,自呼五里先生。终岁独居,以读书、治艺、著述为乐事。曾著有一部博物钩沉之书《草堂之灵》,传世至今。
怜我自栖皇,有时纵酒抽刀,太息人生不如死;
羡君能解脱,惟是人亡国瘁,每忧时事一伤心。
——杨度挽黄笃恭(黄修元)
黄笃恭,当年湖南省湘中矿局主管人,为矿务总局提调,此人曾办理过辰沅锑矿,还是湖南图书馆的创建人。杨度也是实业救国的实践人,曾与人合办华昌锑矿公司,结果亏本下不了台。当年,在新旧官僚眼里,杨度是“才堪大用”的脱颖人物,不少人都在他身上做过人才投资。1907年,清政府委任张之洞、袁世凯为军机大臣,这二人便代杨度发起向各省督抚招募华昌公司股本,帮助杨度度过了此次难关。以后杨度作为入幕之宾,之所以那样卖命地为袁世凯出力,也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里面。黄笃恭,当是杨度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挽联哀婉感人,读后可发一叹。
男儿报国争先死;
圣主开基第一功。
——杨度挽郑汝成
郑汝成(1862-1915),字子敬,河北省静海县人。光绪七年(1881年)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建成招生,郑汝成应考入选,为第一届驾驶班学生。188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,上“威远”舰实习,后任陆军部海军处机要司司长。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后,袁世凯论功行赏,认为郑汝成是能寄以腹心之股肱之臣,因而将他擢升为海军上将,任命为特设的“上海镇守使”,视为“东南柱石”,与陈宦被视为“西南柱石”一样。
1873年,英租界工部局建,木桥,称公园桥或外摆渡桥、外白渡桥
1915年11月10日,为日皇登基典礼,郑汝成出席驻沪日本总领事馆的庆贺宴会。当郑的汽车经过外白渡桥时,遭到事先埋伏好的革命党人的袭击,郑本人当即毙命。在追悼会上,袁世凯派出第一谋士杨士琦前去“赐祭”,并送去亲笔挽联:“出席竟丧岑彭,衔悲千古;愿天再生吉甫,佐治四方。”
蓬瀛旧事难回首;
沧海横流且息肩。
——杨度挽范源濂
范源濂(1875-1927),字静生,湖南湘阴人。少年丧父,家境陷入困顿,因姑母资助,得就读于清泉书院。13岁中秀才,22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,成为比他年长3岁的梁启超的门生。戊戌政变后,为躲避官府追捕,他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蔡锷等赴上海,进了南洋公学。后接梁启超函召,东渡日本,相继入东京大同学校、东亚商业学校学习。其间,曾于1900年秋潜回长沙,拟参加另一时务学堂同窗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,因事泄失败,乃偕其弟旭东二度亡命日本。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。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、总长,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等职。
1924年,美国政府决定将庚子赔款的余额1200余万美元“归还在中国使用”。中美乃重订协议,成立“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”(简称“中基会”),海外史家称之为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”。中国政府派范源濂出任中基会中方董事,兼首任干事长。范还邀请任鸿隽任行政秘书(后接任干事长),在他们的努力下,该基金在3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。1926年,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。三年后在天津逝世。
想当年,当熊希龄内阁成立时,作为袁世凯的重要帮手,胸怀大志的杨度视教育总长如敝屣而不为,曾说过一句“帮忙而不帮闲”。等到1926年奉系军阀接管北京政府,国民党左派李石曾来劝杨度设法打进奉系军阀的最高层,充当教育总长。张作霖在天津也拟用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,下令组成靳云鹏内阁,其中的教育总长就是杨度,到了次年1月,杨宇霆回到北京,只是冷冷的一句话:“皙子的政治色彩太浓了。”便断了杨度的此番仕途。不过,靳内阁后来也未能组成。所以,终其一生,杨度也是一个布衣卿相。
共和误中国,中国误共和;千载而还,再评此狱。
君宪负明公,明公负君宪;九原可作,三复斯言。
——杨度挽袁世凯
清王朝覆亡后,当年对杨度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(1859——1916)篡夺革命果实,当上了民国大总统。按理说,袁世凯头上的顶戴,原是君主立宪派“六君子”的血换来的,但他人心不足,欲壑难填,又踌躇满志地梦想着更上层楼了。而杨度也审时度势,认为袁世凯正是自己心中“有为者出而问世”的人,他自己施展“帝王之学”政治抱负的机会已经来到,于是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狂热鼓吹者和执行者。他仰承袁世凯的旨意,亲自领衔所谓的“六君子”,组建恢复封建帝制的“筹安会”,并担任会长,准备一手包办恢复帝制千秋大业。他们先是修改临时约法,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;后又要求变更国体,要当“中华民国皇帝”。为了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法统依据,杨度还撰写理论文章《君宪救国论》,这篇长文分为上中下三篇,上篇阐述君宪救国的理由,中篇揭示总统制的缺陷,下篇则是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民主立宪。此文一出,大得袁世凯的激赏,除让段琪瑞将此文秘密付印、广为传播,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外,并亲题“旷世逸才”四个字,制成匾额,赠与杨度。而杨度则更加奔走效力,甚至让一帮子官僚政客乃至乞丐妓女组织“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”,上街游行,导演出一幕幕伪造民意、复古倒退的闹剧。
1916年6月6日,迫于国内的压力,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不得不被迫宣布取消帝制,他本人也气病交加,忧惧而亡。据传在他临死前曾数次呻吟道:“公度误我”!意指是杨度这帮子“筹安会”的人,把他捧杀于烈焰鼎镬之中的。对此,大势已去的杨度依旧不肯认输,在这副送袁世凯的挽联中,就有曲意为自己辩解之意。“君宪”,指的是《君宪救国论》;“明公”,指袁世凯;“九原”为山名,在山西新绛县北。《礼•檀弓下•注》:“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”,后世故称墓地为九原。“三复斯言”,语出苏轼《答毕仲举书》:“三复斯言,感叹无穷。”下联是说,我并没有辜负袁,而是袁自己害了自己;这场官司就是打到阴曹地府,我也决不会改口认输的。
英雄作事无他,只坚忍一心,能全世界能全我;
自古成功有几?正疮痍满目,半哭先生半哭公。
——杨度挽孙中山
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(1866——1925)因肝癌在协和医院病逝,杨度撰此联以哭之。“世界”,梁羽生以佛语解释可通,《楞严经•四》:“世为迁流,界为方位,汝今当知,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为界,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为世。”联中的“我”,是杨度自称。
1904年,杨度被推举为东京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会长。此时的他,尽交天下风云人物,他的寓所也成了人文荟萃之地。这时,同在东京的孙中山先生看到杨度为纵横之才,想把他拉入兴中会,曾亲访杨度于东京的寓所,向他反复宣讲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可杨度的政治主张,总嫌得那么落伍,与革命格格不入,先是“保皇”,后是“君主立宪”,并竭力反对“政党内阁制”,他认为,“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,中国外有列强环伺,内有种族杂处,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。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,待有为者出而问世,实行君主立宪,则事半而功必倍。”不过,他与孙先生也有一个相约:“吾主张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期在后日,无相妨也”(见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)。
1922年8月14日,杨度终于践诺来到上海,拜谒孙中山先生,为以前的种种,深感愧意,愿以劫后余生,为革命奔走,以赎前愆。孙先生笑而颔之,劝慰有加。上联肯定孙中山为英雄,并指出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是“坚忍一心”。下联是孙中山“革命尚未成功”的诠释,“正因为革命未成,民困未苏,致有作者之哭也”。
帝道真如,如今都成过去事;
匡民救国,继起自有后来人。
——杨度自挽联
1931年9月17日,杨度因胃病并发肺病在上海逝世,终年56岁,临终前他曾自撰了这副挽联,来总结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。
当“君宪救国”终成泡影,作为“帝制祸首”杨度遭到段祺瑞临时政府通缉时,作为失意政客,他一方面参禅论道,仿佛超然世外;另一方面依然在社会上扮演者纵横诡幻,呼风唤雨的政治角色。由于他在政坛上屡仆屡蹶,陷入穷途末路,“宪法”搞不成,又一头钻到佛法里去了。杨度学佛,主张的是顿悟渐修,想建立一套“无我宗”的新佛学,并著有《虎禅师论佛杂文》三集问世。清末民初的奇僧八指头陀的晚年诗稿,死后是交与同乡杨度保管的,即便是颠沛流离、仓皇亡命之际,自号“虎禅师”的杨度亦不忘随身携带故人的手稿,稍得喘息,便为之编订次序,并集刻成为《八指头陀诗集》十卷与《续集》八卷。为寻求真理,他也成为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、《唯物史观》等进步书刊的忠实读者,并主动与李大钊、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密切交往。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,杨度如醍醐灌顶,大梦方觉,认识到只有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古圣人,他决心割舍“旧我”,再造“新我”,从旧营垒一步步转入革命阵营中来,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,成为一名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的秘密共产党党员,并利用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,全力为党从事革命工作。1926年,李大钊被捕后,杨度曾积极参与营救活动。1930年2月,他在上海加入由鲁迅、田汉等组织的“自由大同盟”;6月,又加入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”。此时的他,虽然还是口念阿弥陀佛,手绘花鸟虫鱼,但除了他的妹妹杨庄之外,家里无一人知道他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
1975年冬,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,曾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找来指出,以后在重新修订《辞海》时,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客观公正,对于既有反动的一面,又有革命的、鲜为人知的一面的人物,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。周总理还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,明确地说:“他晚年参加了党,是我领导的,直到他死。”
这就是杨度,一个从“帝制余孽”到共产党员所走过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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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:2024年10月31日(星期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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